【海茶协·专研】唐代茶政和宫廷茶俗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的茶政治与宫廷茶俗

的形成和发展

唐初茶产业还没有太大的发展，茶的效益也不明显，所以政府没有对茶征税，也没有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着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仅茶文化和饮茶习俗有了很大发展，茶政、茶法也有了很大发展。

也取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叶的税制说起。唐朝(766-779)以前，中国只有茶叶的地方税。据《新唐书地理志》年记载，唐代贡茶的州县主要有淮州河内县(今河南济源)、周霞夷陵县(今湖北宜昌)。

贵州巴东县(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县(今四川奉节)、锦州汉阴县(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县(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县(今安徽寿县)、

庐江县(今安徽合肥)、周琦蕲春县、常州金陵县、湖州吴兴县、周目新安县、抚州昌乐县、饶州鄱阳县、喜州灵溪县(今湖南龙山)、雅州芦山县(今四川雅安)等地。

这里说的都是州名，但实际上州内往往有一两个县产茶，府和其他大部分县都不产茶。比如常州金陵县，其茶叶其实主要产自宜兴。此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大多始于大理之前，但镇远税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贡茶。

如《通典》年，安康县贡茶一斤，夷陵县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县贡茶芽二百斤；安康、夷陵、灵溪的贡茶，算是天宝之前的东西。

这种贡茶，虽然有的有配额，但在初唐似乎还没有形成定制。据考证，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在贡焙确立后逐步收紧和完善的。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中国宫廷用茶的数量，

一天天越来越多，不是一般地方的贡献就能满足的。有必要设立一个生产皇家茶的地方。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特色贡品烤——常州宜兴和湖州长兴之间的——古竹贡品烤。

关于古竹拱北的来历，《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的记载：

“宜兴贡茶不老，所以是古之士的纽带，山僧献了好茶，所以可以接待来客，品尝。野人鲁豫认为香是甜的辣的，在外地加冕，可以向世人推荐。栖叙事从它开始，开始进入一万两千，这也是它的由来。因为它，征收越来越广，成为任何土地的质量。”

茶楼是古竹贡焙前宜兴采购贡茶的地方。长兴”古柱遇宜兴，以其(宜兴)岁而大赚，遂命长兴进贡。自大历五年起，五岁有配额，五岁有禁令；各乡的茶芽都是古竹烘制的，历史上以古竹为主。观察做个简短的陈述。”

也就是说，大历五年在长兴县和宜兴龚俊专门设立了古竹拱北。宜兴贡茶，起初只进“两万”，后来进贡的越来越多，以致如有的史书所载，“古朱贡焙，一年制作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公斤。”付出的贡品越多，付出的劳动就越多。

所以《元和郡县志》包含：

“贞元去世后，每年我都奉孤山紫笋茶，干了三万人，到月底才喝完。”

古竹贡茶是长兴、宜兴先民的沉重负担。曾任浙西观察员、湖州刺史的高远，在亲自监制贡茶的过程中，观察到了贡茶制作的艰辛。有一次，在贡茶期间，高远写了一首《茶山诗》的歌来说明贡茶的痛苦和弊端。

用来向君主进谏。他的诗里，有“动几千块钱，使几千人穷”；“一夫在役，皆室同”；“悲遍空山，草木非春”；“没日没夜使，晨起马蹄声隐隐”等悲凉句子。

也有揭露贡茶严酷的诗句，如李瑛的《茶山贡焙歌》，其诗“陵烟露不停挑，官红印压”；“驿站骑鞭，电流。谁会半夜开车送老公？10日，王成行程4000公里，到了就要办清明宴。这些是从另一个角度。

说说清明节前三天北京贡茶的难处？茶在唐代，有“孟定第一，古竹第二”的说法。那么，拱北为什么设在古竹而不是孟定呢？蜀道不好走，可能主要是清明节前要赶去北京。

贡茶本质上是一种税。如上面《新唐书》所说，贡茶是一种实税；古竹贡茶则是一种带有劳动性质的税。然而，直到施立统治时期，茶税才真正被征收。

建中三年(782)，为筹集定期清算的资本，赵赞曰：“收储斗帛麻，待时售与贾，贱时增估收益，以利百姓。”从中。“所以，赵赞”要在各路、天津购买官税、商货，每税二十品；“竹、木、茶和漆都按一个税率征税。

来填补正常的基础。"

这也是中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录。开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栾和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下令征收商品税。但很快，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庞拒交两税水患。

请“茶州县、茶山外商要路时，委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于是，茶税被恢复，从此，茶税就被视为一种定制。

在镇远，茶税收入不超过40万，不算太重。然而，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由于“两镇用兵，银钱空虚”，加上“紫禁城中间建百尺楼，费用太贵”，盐铁使王波要求大幅增加茶税，“百元率增五十”。

使每年的茶税增加到60多万元。文宗年间，王亚为丞相。为了使茶物尽其用，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卖茶的制度，他还担任了茶使。在大和年，他下令出售茶叶。官场强制迁移民间茶树，烧其老品；商人只能从官场买茶，

而且大幅提高茶税，一时间引起了天怒人怨。不久，王亚受到了处分，阙茶也退学了。

武宗元年(841年)，崔迅被任命为盐铁使，“并增加江淮茶税。当时茶商到访的郡县都有重税，或劫掠船、车，任其淋雨；各路设屋收税，称之为‘地钱’。”当时的茶叶贸易受到中央政府的挤压和地方政府的搜刮。因此，这只会让私人交易者受益。

早年，费休被任命为盐铁使。鉴于当时茶税的混乱局面，他制定了12部茶法，禁止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比如规定“私犯三人皆三百斤，为死罪；长领团茶虽少，皆亡；雇三个罪犯给500斤，住在房子里保护四个罪犯给1000斤的人都得死。

园丁背100多斤，三犯加重；那些砍倒菜园子的无业人员，到刺史县令那里去论立私盐。"

对于如此严苛的法律，颁布后既减少了私茶，又增加了政府税收，百姓还“以为方便”。所以在这一点上，唐代茶叶的税法是比较稳定的。茶叶从不征税，这不仅反映了当时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虽然是加在园丁、茶商和消费者身上的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的茶产业已经成为国家税收所依赖的重要社会生产企业。

由于唐代大量收集全国各地的名茶，进贡、烘焙的贡品也越来越多，朝廷的茶叶、茶货也越积越多。所以茶在朝鲜被记载为《苕溪渔隐丛话》，古竹子尊“每年向祠堂进贡。

然后给近臣”；当初有一个习惯和制度，就是皇帝给尊荣大臣敬茶，以示感谢。比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家，住光华，赐御汤。它的茶则边是华紫英的名字。"

唐代给官员送茶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以刘禹锡写的两个世代感谢茶桌为例。一篇是吴忠诚写的：

“奉了窦国宴圣旨，赐我一斤新茶。宫成庆赐下，跪封。我会向方角致敬，我会拾起宝藏。我将从远处致敬，我将关注新的.既然我有一杯茶，我就没有责任。”

另一位写道：

“令一乙，奉圣旨，赐我一斤新茶，猥深恩情。福是外来的贡品，珍珠是各种货物.接受了真的很丢人。”

这种皇帝派官员独家奉上，官员在桌上接茶致谢的赠茶方式，在晚唐到宋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上流社会的隆重礼遇。显然，一旦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

皇帝和将军们自然会把它作为维护和巩固统治的策略。唐代品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边防军等各种肤色的人也可以因各种原因授予。比如韩毅(《为田神玉谢茶表》):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

皇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

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

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

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皇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

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

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

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

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

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馆长/世界茶文化图书馆)